范县四年的平静宦海生涯，似乎只是一个诱饵，诱导板桥继续在宦海里向纵深方向遨游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板桥从范县调至潍县。大约是考验板桥吏才的时候到了。初到潍县，他就赶上罕见的饥荒。整个山东省出现了“人相食”的局面。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，要想上书等朝廷批准然后再赈灾，是来不及了。板桥深知官僚机构办事拖拉的习性，等到上面同意赈灾的时候，百姓差不多已都饿死了。于是，板桥冒着“丢官”“蹲狱”的危险，打算来个先斩后奏，边打开县里官仓赈灾边逐级向上申报。在打开官仓之前，围绕着是先请示再赈贷，还是边赈贷边逐级上报朝廷这一问题，潍县的县令、县丞等意见不一。此时的板桥当机立断，勇于承担责任，坚决主张先放粮贷给百姓，然后申报朝廷，并向县丞们保证道：“有谴，我任之。”板桥心中若是没有百姓，是不会有这等勇气的。在开仓赈贷的同时，板桥还想了一些其他的救灾方法。他利用官府的力量兴修久已破败的城墙，利用修理公共设施之便，招募大量民工，命令县中大户轮流开办粥厂，供给修建公共设施的民工，使他们获得吃饭的机会。板桥此举，救活万人有余。
在灾荒之际，板桥还充分发挥封建政府的管理功能，抑制囤积居奇的不法大商趁机哄抬物价的行为，勒令他们平价卖粮，有效地控制了潍县的通货膨胀，有力地保护了小商小贩的经营活动，体现了板桥的吏治才能。
就是在这年秋天，潍县又遭旱灾，农业歉收。为了减轻农民的赋税，板桥自己带头捐出部分官俸，代民上缴赋税。虽然当时百姓立下了借贷的券契，但板桥离任时将券契全部焚烧了。这乃是重大的还利与民的行动，体现了板桥深切的爱民之心。
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春，潍县先遭春旱，夏粮歉收，民大饥；五月十八日开始，又连降两月大雨，造成水灾。板桥想尽一切办法赈灾救贫。这一系列的灾难上报朝廷之后，直到乾隆十三年三月，朝廷才派大学士高斌与都御史刘统勋赴山东处理赈灾事宜。此时的潍县若不是板桥在任，或者在任官员不像板桥这样果断、迅速地处理问题，则潍县不知要饿死多少人！
乾隆十四年春，潍县又发生饥荒，直到该年秋天，年成才有好转。逃荒在外的难民陆续还乡。板桥目睹此情此景，作《还家行》一诗。
潍县人民的灾难还没有结束。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五日，海水涨潮，淹至潍县北边的禹王台。板桥又去禹王台勘灾。为纪念此次勘灾经历，板桥有《禹王台北勘灾》一诗。
从乾隆十一年调到潍县上任，到乾隆十六年二月，板桥一直处在救灾的活动之中，可谓疲于奔命。尤其是赈灾过程中迎接朝廷大员，更使他身心俱累。乾隆十六年所作《思归行》诗和《思归》词，表达了他厌倦官场的心情。在《思归行》中，板桥对封建政府的保障系统提出了许多疑问：“何以未赈前，不能为周防？何以既赈后，不能使乐康？何以方赈时，冒滥兼遗忘？”这些疑问，板桥是清楚呢，还是不清楚呢？可以说是既清楚，又糊涂。凭他为官的经历，他岂能不知官吏的贪婪？岂能不知未雨绸缪的重要性？在乾隆十三年作的《乾隆修城记》中，板桥明白地说：“天地有春必有秋，国家有治必有乱。狃于承平，而不知积渐之衰、仓猝之变，非智也。今天子圣仁，海内安静，而不思患预防，绸缪未雨，岂非人而不如鸟乎！”含蓄地批评了当时政府官员不知积渐之衰，不知未雨绸缪，只是一味地沉浸于太平盛世之中的愚蠢行径。凭板桥吏治的经验，那些赈灾中出现的“遗漏”、“冒滥”现象，不正是一些官吏徇私舞弊的结果？而他不明白的则是：封建政府之所以不提前防范灾害，就在于封建政府本不是为民众谋福利的，绝大部分官员不可能在平时去考虑民生问题，而只会去考虑他们自己如何加官进爵，不可能人人都能像他板桥那样，真诚地从事为民谋利的事业。就在该年的九月十九日，板桥创作了“难得糊涂”的横幅，道出了心中的极度苦闷：“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。”他深知自己力量微薄，无法抗拒庞大的官僚机器，只能“放一着”，“退一步”，以求得自己内心暂时平静，不愿让这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恼人问题像魔鬼一样地纠缠自己。这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郑板桥的聪明之处，也是像板桥一样的传统士人的软弱之处、不足之处。这种软弱与不足，也正是专制政治的残酷性所导致的。殊不知，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耿直之士，哪一个不是死于非命？板桥深知宦海的险恶，因而为政清廉而不给人以任何把柄，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幸免毁谤。他的一系列利民措施，已深深地触动了下自地方，上至各省的大豪绅的利益。此时他若再久恋官栈，必遭杀身之祸。板桥的“退一步”“放一着”是有自己的道理的。
应当说，板桥在潍县的7年时间里，政绩是显著的。他在救灾活动中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好事，都在人民心中的丰碑上刻下了精彩的一段文字。7年的潍县县宰生涯中，有5年的时间是用来处理灾害的。但即使如此，板桥还是励精图治，在城建、文教、育人、折狱等方面，均作出了巨大的成绩，在风波不定的宦海中，钓取了百世不朽的利民功业。
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秋，当旱灾、水灾稍有和缓，板桥便着手修筑多年失修的潍县县城，加固城防，以防止来年的洪水袭击。他不仅没有像有些贪官那样利用赈灾之机大发不义之财，反而自己带头捐资36万钱，修筑城墙。在工程开工之时，他委托城中开明绅士郭氏代自己修筑60尺城墙。这一无声的身教，感动了城中的小商小贩及一些开明绅士，合邑绅士245人，共捐银8786两，各烟店共捐钱12万。乾隆十三年十月工程开工，第二年三月完工，仅用五个月时间，修城墙1800余尺。这种大规模的工程，以如此高的效率完成，没有人民诚心诚意地投入工作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在修城过程中，板桥为了避免嫌疑，对金钱、财物一概不经手，而是委托给他人。这种清廉自正的为政作风，即使在今日仍有可以借鉴、学习之处。
在修城过程中，像其他小贩一样，卖烟的小商小贩也出了力。板桥作为县令，便要给他们以相应的回报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在潍县县城的城墙竣工之后，板桥制定了《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》，禁止行会对小商小贩的盘剥。碑文写道：“查潍县烟叶行本无经纪，而本县莅任以来，求充烟牙执秤者不一而足，一概斥而挥之，以本小利薄之故，况今有功于一县，为万民保障，为城阙收功，可不永革其弊，以报其功，彰其德哉！如有再敢妄充私牙与禀求作经纪者，执碑文鸣官，重责重罚不贷。”这一行动，实际上是保护小商业者，反对封建行会对小商贩的剥削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如果说，在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，行会有保护商业的作用，但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，行会则蜕变为毒害商业发展的社会肿瘤。板桥果断地铲除这一社会肿瘤，对潍县的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。
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板桥动员县中开明士绅修理文昌祠，以激励本县绅士倡文教，洁身行，敦教化；又修状元桥，尊重、保护本县的文化资源。这一系列的政治实践活动，充分展示了板桥加惠于民的政治理想。像在范县一样，在潍县，板桥亦注意发现、培养人才。潍县贫士韩梦周能考中进士，实赖板桥的提携、帮助。一日夜行，板桥听见读书声，内心嘉许，循书声走近，乃见一贫寒书生，此人便是韩梦周。板桥得知韩家贫寒，便在日后的岁月里时时周给。后来，韩梦周考中进士，为安徽全椒县县令。他在任期间，学习板桥，爱民惠民，颇有政声。
不应回避，板桥在潍县期间，亦有过企求升迁的愿望。乾隆十二年秋，板桥被临时调到济南，参加乡试工作，时与德保唱和，希望借此机会升迁。然而秋试结束后，板桥仍官处原职。这年，他与殿元于敏中和诗，吐露了身为七品官的不满：“潦倒山东七品官，几年不听夜江湍。”意思是说，他不想再干下去了，回去算了。乾隆十三年二月，帝巡山东至曲阜，板桥奉命为书画史，在泰山卧顶40余日。板桥以为此次可能会升迁。然乾隆皇帝回北京后，板桥还是官复原位。这一系列的失望，使板桥产生了去官之志。乾隆十四年，板桥为载臣作《自咏》诗，抒发心中的牢骚：“潍县三年范县五，山东老吏我居先；一阶未进真藏拙，只字无求幸免嫌。”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除了作《思归行》、《思家》等诗词外，他还作有一联：“作画题诗双搅扰，弃官耕地两便宜。”而就在板桥自己想退隐之时，一些不法豪绅、富商因不满板桥平时对他们的压制，亦正在造谣中伤，说板桥私藏赃物，弄得满城风雨。板桥自觉不能再恋官栈，赶紧退隐，过自己的“笔砚生活”，否则难免有杀身之祸。
